钱学森诞辰111周年 今天，嗜杀成性我们这样纪念！离谱

纪念钱学森诞辰111周年

庆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30周年

2022年12月11日是离谱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写钱学森同时是嗜杀成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年。在这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离谱重要日子里，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办学术研讨会、写钱学森“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我忠于中国人民”》赠书仪式以及“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线上课程”上线仪式等系列活动，以此回顾钱老坚守初心、爱国奋斗的一生，在全党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进一步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学习和效仿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心系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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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汇聚

共忆“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

今天，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学术研讨会在钱学森图书馆会议室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安胜，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高波，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等分别通过线下、线上形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安胜表示，今天的活动具有学习、庆祝、纪念这三重含义，2022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三十周年，也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收官之年，回顾钱学森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尤其不能忘记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为中国载人航天奠定的坚定基础。未来，我们要做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者、生产者，讲好钱学森以及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故事，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高波在讲话中表示，三十年来，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中国航天人用实际行动将钱学森绘就的发展蓝图变为了施工路线图。面向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航天人也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发扬航天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勇做新时代创新发展排头兵，谱写航天强国建设新篇章。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早期运载火箭和卫星技术研究专家孙家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系统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分别向本次学术研讨会致贺信。

孙家栋院士在贺信中向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吃水不忘挖井人。值此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诞辰111周年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年之际，“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学术研讨会暨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的举办很有意义。衷心祝愿钱学森图书馆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传播科学家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王永志院士始终关注钱学森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他在贺信中指出：2022年是中国空间站建造决战决胜之年，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几十年前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的钱学森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作为这一重大工程的参与者、见证者，在钱老诞辰111周年之际，贵校在钱学森图书馆举办“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

戚发轫院士在贺信中指出：钱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钱老曾说：“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这就是钱老给中国航天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也必将继续助力航天强国建设。在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之际，衷心希望钱学森图书馆越办越好，成为中国科学家纪念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中国航天员大队退役航天员吴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家钱航，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空间站型号主任设计师樊萍，以及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部长张现民四位嘉宾应邀通过线上及线下形式作大会主题报告。

此前，钱学森图书馆面向全社会开展了“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主题征文活动，收获了广大学者、专家及航天爱好者的诸多热情投稿，激发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经专家评审，主办方审查及公示等程序后，最终遴选出六篇优秀的征文作品。当天下午，大会专门邀请航天工程大学士官学校教授蒋文梅，原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宋孔智，航天一院19所馆员乔琳，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研究员李颐黎，原装备学院（现航天工程大学）教授宋泽滨，《上海航天报》原总编游本凤等六位征文获奖者做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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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

系列活动上线大力培育弘扬

科学家精神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高波，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二级调研员苏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安胜，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昊共同为钱学森图书馆“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揭牌。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是展示、宣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中，为科技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个人和团队先进事迹，具备教育功能的示范性场所。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现场发布我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经过推荐、评审与公示等程序，钱学森图书馆成为首批入选单位之一。

自2011年12月开馆以来，钱馆牢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一个基地，三个中心”要求，不忘建馆初心，牢记使命担当，霸屏站群泛目录以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目标，充分挖掘馆内丰富的宣传展示资源、学术研究成果和生动育人素材。作为一所高校博物馆，钱学森图书馆在高校立德树人、文化育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多年来，走进钱学森图书馆参观学习已经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所有新生的必修课。钱学森图书馆的“新生第一课”也从一个小时的参观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延续到整个学期的以弘扬“钱学森精神品质”作为核心任务的大思政课。

当天，“弘扬科学家精神系列线上课程”也在同时宣布正式上线。该课程是钱学森精神宣讲团全新升级推出的系列课程之一。

钱学森精神宣讲团成立于2021年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之际，由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教授领衔，钱学森秘书顾吉环、李明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共同组成。自成立以来，钱学森精神宣讲团先后推出多场专题讲座、专场报告会，深受好评。在疫情大背景之下，钱学森精神宣讲团将原有线下课程经过内容升级，转化为线上视频模式，也是钱学森图书馆探索科学家精神宣讲工作与数字媒体技术相结合的全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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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力作

钱学森在美五次听证会

全记录中译本首次公开

研讨会间隙，大会还举行了《“我忠于中国人民”——1950年代钱学森在美听证会全记录》赠书仪式。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图书馆、档案文博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航空航天学院等部门领导参与。

《“我忠于中国人民”——1950年代钱学森在美听证会全记录》是钱学森图书馆学术研究部部长、研究馆员张现民先生的最新力作，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钱学森听证会是钱学森回国历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钱学森五年归国路中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

《“我忠于中国人民”——1950年代钱学森在美听证会全记录》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五次听证会的全记录，根据公开披露的档案资料整理并翻译成中文，还原了这段历史，是钱学森爱国精神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听证会全记录中文版本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钱学森堂妹钱学敏评价：“作为档案资料、作为证据，这本书非常珍贵。‘我忠于中国人民！’是钱老在最艰难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最坚定的回答。”

书籍封面是钱学森五次听证会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封面上，钱学森位于正中，神情坦然坚定，仿佛穿越书本，注视着每一个人。作者张现民说：“历史档案中的人物更有可信度，我希望这本书能通过档案的形式，让读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钱老的爱国主义的精神。”

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教授因疫情原因无法抵达现场，他在线上致辞中对参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钱学森被公认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也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奠基人。这是历史对钱学森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今天的会议既是重温共和国科技发展史上那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史，也是向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致敬。相信在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背景下，新时代的“钱学森”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作为钱学森的纪念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钱学森图书馆也将一如既往讲好以钱学森为代表中国科学家故事，为弘扬科学家精神，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来源 | 钱学森图书馆

责任编辑 | 金雪

钱学森：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导师”

文/江和平

1983年7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钱学森出席第三次国防情报工作会议，并讲话

钱学森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物理力学和系统工程领域的科技成果，在火箭、航天、“两弹一星”领域的卓越贡献举世瞩目。他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也作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导师”。我的父亲江涛和他的战友们对此深有感悟，在《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及相关学术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等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情报是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知识

我的父亲江涛一直从事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工作，历任八路军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军委情报部二处副处长、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等职，1960年任国防科委情报研究所（以下简称“情报所”）所长，是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情报所创建于1959年3月，担负着向中央军委、国防科委领导提供国防宏观决策的情报，进行国防科技情报研究和咨询，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网络建设与管理，国防科技情报人员培训等任务。

最初，国防科技情报对于江涛和在由50人组成的编译室基础上初建的情报所来说，是一个尚未接触过的新课题。有幸的是，情报所隶属国防部五院和国防科委领导，作为直接上级的钱学森一直指导着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从1956年起，钱学森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职。他对科技情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来到情报所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作出指示，指导情报研究工作，审查并亲自修改情报稿件，倡导促进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

钱学森说：“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里头包括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它是知识……再有一个呢，它是为特定的要求，也就是为了特定的问题，所以及时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钱学森对情报的定义明确了情报的科学属性——属于知识的范畴，又明确了情报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特定问题服务的知识。

钱学森强调科技情报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研究国防科技情报“不能仅仅看作一项工作，必须把它考虑为一门科学技术……要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门科学技术”。1956年3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600余名各门类科技专家、所有学部委员和在华苏联专家讨论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由钱学森任组长、钱三强任副组长的编制工作综合组，将大家提出的意见筛选、协调、综合。钱学森在确定科技项目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列出56项科技项目，钱学森又提出了第57项——科技情报，得到大家一致赞成。“十二年科学规划”确定了57项科技任务、616个科研课题、12个重点项目，随后成立了国家科委情报所和国防科委情报所。

钱学森一生注重资料的积累、宣传、研究与应用，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看文件、看书、看报的习惯。他家的书柜里摆满了阅读过的图书和资料，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都剪下来，分门别类用档案袋装起来，一共装了600多个档案袋。钱学森去世三年后，《钱学森文集》（第1—6卷)出版，收录了1933年至2005年间他的377篇文稿，共计2408页，涵盖了他在诸多科学领域的贡献。

1956年，钱学森（左三）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小组会议

广泛搜集有备无患

科技资料的搜集是科技情报的第一步。钱学森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可压缩流体边界层问题》仅用了6页纸，可他为这篇论文查阅大量文献的笔记就写了450余页。他在第二篇博士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中，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近似方程”，使他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国防科技情报的重点是国防尖端技术，要求搜集的范围很广。钱学森说：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什么叫情报资料？第一是国外的图书、期刊、报纸、技术报告，如美国政府所编辑的AD、PB；第二是国内的图书、期刊、报纸、技术报告、设计文书、资料；第三是国内外的电影、图片以及录像、录音、广告；第四是我们工作中的文件档案。

钱学森所指的“AD”“PB”是解密后美国武装部队技术情报局出版的美国国防部成套科技报告。1961年7月，情报所所长江涛得知外文书店联系到大批解密的“AD”“PB”报告，便果断地全部买了下来。随即，他组织人员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搜集此类资料，突击几个月靠人力手工全部抄下来。接着，他们又大量、成套地搜集了美国国家宇航局、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政府出版局、美国专利局的国防科技报告，以及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国防系统的文献资料。情报所共搜集、筛选、分类、排列、整理成有价值的“九大文献”，这批资料对20世纪60年代我国国防科技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1962年3月，“东风二号”地地导弹第一次试验受挫后，情报所迅速翻译、整理资料提供给有关单位，为查找故障、分析原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宣传推广激活情报

情报所的任务不仅给领导提供方向性、战略性、动态性的情报资料，还要配合重点国防科研和工程项目开展情报工作。这项工作从开始搜集到最后使用，中间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不容梗塞。钱学森说：“僵死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的、活化的知识或者精神财富，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东西。”

情报所成立初期，计算机尚未普及，一些科研单位不懂得怎样查找情报，不善于利用情报，大量的资料沉睡在资料库里未发挥作用。因各部门分隔、消息不通，相同的资料存在着重复翻译与印发的问题，因而浪费国家宝贵的有限外汇。激活情报就要信息灵通，使死资料变成有用情报，使它发挥作用、产生能量，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钱学森说：“这就使得科技情报人员辛苦地发扬背篓商店精神，送‘货’上门。”

贯彻“背篓商店精神”，情报所所长江涛提出“为资料找人，为人找资料”。他说：“我们要宣传，把外国的东西拿过来，就等于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攀登，这省去很多的时间和力气。我们要主动出击，不能等着人家上门来，把对口的、有用的资料给相关部门送去，在那里办展览，他用后觉得好就会再用。”情报所送资料上门，到科研单位讲课，为科研人员办“借阅证”，在上海、沈阳、石家庄等工业城市和西北、西南偏远“三线”城市办展览。仅1962年在北京就举办7次资料展览，参观者万余人，反馈的评价很好。

工作局面打开后，江涛对提供资料的部门说：“你们提供的资料发挥了很大作用。你们的资料来得越多，我们推荐得越快，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这样，在资料来源单位、情报资料单位、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畅通的渠道。

情报检索是核心

情报检索是核心问题，钱学森介绍了切身体会：我读研究生的课题是高速气动力学，去几次图书馆就看完了所有的相关文章，是“单干户”形式，不需要情报人员的帮助。现在不行了，资料信息爆炸性增长，“一辆火车也装不下，一所大楼也容不下”。如果某专家每周用40小时浏览最近一年内发表的化学文献，全部浏览就需48年，这样怎么搞研究创作呢？老办法行不通，要开发科学的检索方法，充分发挥计算机、激光等现代化技术的作用，这样查看文献就不需要48年了，只要1分钟就行了。

钱学森说：“情报资料工作，要把我国已有的大量科技情报资料单位，通过高密度信息储存、电子计算机检索、通信线路和终端显示设备等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情报资料网，使研究人员在任何地方都能通过情报网查看全国的科技文献，并在短时间内查到所要的情报资料。”

20世纪60年代的检索方法是用分类法，靠人工查卡片，检索技术的改革创新十分紧迫。1960年，图书馆与情报界开展了检索使用分类法还是主题法的学术讨论。情报所干部曾民族发现了美国武装部队技术情报局的《ASTIA叙词表》，迅速组织翻译了该叙词表。用这项英语叙词组织馆藏目录，便于计算机检索，受到了钱学森、江涛和科研人员的认同和欢迎。情报所在此基础上，于1972年编制了中英双语兼用的《国防科学技术主题词典》，1985年编制了《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成为全国图书馆中第一个采取叙词表组织目录体系处理馆藏文献资料的单位，得到了情报业界的认同。

情报工作要“准”要“快”

钱学森说：“情报资料经过分析整理，最后写成综合总结文件，这样才便于研究和研制人员利用……它所需用的人力比建立检索系统还要大好几倍，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工作。”“它是有时间性的，今天最有用的情报资料，过一个时期就不一定还有用。”

1960年，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要求情报所办一个刊物，介绍国外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发展动向，主要给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看。情报所创办了半月刊《新技术快报》，钱学森每期必看、必指导，提出：“要求快”“及时出”“文字生动”“得有真凭实据，不能乱讲，要严肃负责，这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把一个必须向领导汇报的技术问题说得使不懂专业的同志能看懂”。

1963年7月19日，钱学森针对《新技术快报》中《科学情报的任务及其发展》一文对江涛说：“应把错误的地方去掉，文章可以砍掉一半……你们所应把《新技术快报》作为重点工作看待，因为领导上很器重它，领导不可能看大量文献……以后要经党委讨论修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篇幅不一定长，一千字应顶十万字地用。文章的思路要很清楚，要有政治观点。”

为提高撰写情报“一千字应顶十万字”的能力，有一次江涛召集情报干部将一份1万字的国外论文改写成1000字的简报。开始，大家有抵触情绪：“江所长要考我们作文吧？”江涛说：“康熙、乾隆要求上奏折在500字内说清楚。我们给领导上报情报，动辄数千字不行。简报要准确、精练，要掌握要领，在文字上下功夫。”大家领会了所长用心，都按要求交稿了。

情报所按照要求，每一篇上报资料都经所长审阅，经所党委集体通过，报钱学森审批。按照这个模式，在《新技术快报》停刊之后，情报所又创办了《国防科学技术动态》和《国防科学技术》两种专供领导参阅的不定期刊物，前者报道国外动态情况，后者反映国内最新科研成果，每期稿件仍经所党委讨论后，上报钱学森审定。钱学森曾评价说：“我看了很高兴，情报资料工作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了苗头。听说你们这次写材料有的准备了两三年，从搜集、整理到研究，工作有进展，从建档向情报研究转了一步，超出了我的估计。”

钱学森

准确情报源于善于分析

情报分析是对数量众多、真伪混杂的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转化为准确、可信的情报。钱学森认为：情报要进行加工，要抓住重点和要害，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运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科学技术。美国情报人员中有13%专门进行情报理论研究，而我们几乎没有，这是个问题。

为此，钱学森举例说明：1935年，德国记者雅各布公开发布小册子，内含最新的德军组织结构、各军区情况、参谋部人员和指挥官简历等。希特勒震怒，命令将其捉拿审讯。雅各布解释：这些资料分别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德国某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并非秘密，我只是综合整理了信息。雅各布无错，此事只好不了了之。普法战争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预见两天后将发生一场战争，以及战争的过程与结果。他立刻写成文章，以快件发给在伦敦的马克思。马克思坐马车赶快送至《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第二天公开发表了。随后，这次战争与恩格斯的预见完全相同。这并非恩格斯获得了内部消息，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当时时局得出的结论。

情报所按照钱学森的思路开展工作，在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情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导弹事业起步后，钱学森两次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导弹的科研管理，并撰写《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一文发表在1963年第22期《红旗》杂志上。情报所的研究人员根据钱学森提出的思路，搜集到美国“北极星”导弹的一套新管理办法比“宇宙神”“大力神”导弹管理办法先进的信息，便翻译整理成资料送上去，受到钱学森的高度重视。

1964年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阅兵，新华社发回检阅队列中导弹的照片。情报所干部秦忠民依据导弹及其运输车的外观尺寸，推测出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并将苏联导弹和美国导弹进行对比，撰写了《对苏联一种导弹性能的推测》。江涛阅后很满意，上报钱学森并国防科委，刊登在《新技术快报》第28期上。

1964年8月，情报所在沈阳国防科委六院某所举办资料展览

情报工作需要高层次研究人员

国防科技情报研究人员要求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的精神，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作出判断、提出见解，还要有“甘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应该是复合型人才，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知识，还要有熟练的外语阅读、翻译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要会使用计算机并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搜集、处理和传输，要有一定的组织和驾驭人际关系的能力。

国防科技门类很广很细，科技文献多如牛毛，专职科技人员难以直接使用外文资料，专职翻译人员对专业术语又比较欠缺，这就要求情报人员既要知识面广，又要懂外语。钱学森说：“做情报资料工作，知识不一定很深，但一定要宽些。”“搞信息的不懂英语不行，不出国的也应当会看，出去的当然必须会说才行，不能等着人家翻译出来才看。”

情报所采取以在职学习为主、脱产学习为辅的方针，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既在干中学，又在学中干的原则，积极培养情报干部。情报所设立了情报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军事装备学3个硕士点，与北京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单位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逐步培养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防科技情报队伍，为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和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钱学森的原秘书因公调动，需要物色一位新秘书。钱学森说：“我需要的秘书知识面要宽一些，就在情报所找。情报所的人知识面宽，又会英文。”这样就选中了情报所的干部涂元季，他果然不负众望。

钱学森不仅关心、指导科技情报的工作实践，而且不断地探索情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对我国国防科技情报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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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押中高考作文题，五位一体，青年强国之智

《觉醒年代》押中高考作文题

2021年2月1日在CCTV1播出的《觉醒年代》可谓是燃爆了。一部《觉醒年代》贯穿了2021年高考的所有作文题：北京卷的《论生逢其时》，全国甲卷的《可为与有为》，全国乙卷的当代青年的理想，新高考Ⅰ卷的体育之效，新高考Ⅱ卷的新时代青年的思考等，无一不在《觉醒年代》中找到影子。

高考作文，不仅仅是一道上大学的考题，更是一道人生的考题，是青年人对未来、对人民、对国家的思考。而《觉醒年代》正是刚刚觉醒的中国青年对人生的思考，所以《觉醒年代》押中高考作文题是 意料之中的。

一、《觉醒年代》中的青年志气

1、战乱时代，中国人民的觉醒

电视剧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和贯穿，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从开篇的李大钊与陈独秀的“不打不相识”共同为中国谋出路，到《新青年》开始兴办，再到五四大游行、《新青年》解体，最后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中国共产党成立。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引领大家重温战乱时代的觉醒。而这时代的觉醒，需要的正是青年人的觉醒，因为国家的兴衰掌握在当代青年手中。青年怎么样，国家便怎么样。

2、青年之志觉醒乃年代之觉醒

宋庆龄曾说： “青年是革命的柱石，青年是革命果实的保卫者，是使历史加速向更美好的世界前进的力量。”古往今来，历朝历代无一不是青年强盛，国家富强。 所以，青年之觉醒乃时代之觉醒。

《觉醒年代》中的青年才俊， 虽生于乱世却觉醒年代，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少年自强， 用他们那小小的臂膀撑起时代的光亮。陈延年，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党的机密，于1927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陈乔年，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6月6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青年之觉醒即时代之觉醒，国家之觉醒。青年强，国家盛。“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前途像海一样宽广，未来的日子无限远长。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青年人的努力奋斗，都需要每一代青年人在不同的时代觉醒不同的责任，这也是吾辈青年的理想与抱负。

3、《觉醒年代》体现“五位一体”的治国理念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指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在战乱纷飞的年代，就像杜甫写的春望一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每一个爱国人士都在苦苦找寻救国良方，无论是旧文化，还是新文化，都在追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最佳出路。

一个个青年志士脱颖而出，无论前方的道路是光明还是黑暗，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一直坚信，只要努力，只要坚持， 崭新的中国定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都将会迎来新的曙光。

二、高考作文中的青年觉醒

1、全国乙卷中的青年启示

在这里我们先重温一下2021年的全国乙卷的作文考题：

古人常以比喻说明对理想的追求， 涉及基础、方法、路径、目标及其关系等。如汉代扬雄就曾以射箭为喻，他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大意是，只要不断加强修养，端正思想，并将“义”作为确定的目标，再付诸行动，就能实现理想。

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以启示，请结合你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写一篇文章。

“只要不断加强修养，端正思想，并将‘义’作为确定的目标”是思想觉醒，“再付诸行动，就能实现理想”是行动觉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为真理，行动为实践，真理与实践双觉醒，实乃时代觉醒。

身为当代青年， 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那么全国乙卷的作文以青年理想为主题，其本质是引导考生们思考青年人的意义，觉醒青年人爱国，爱党，爱人民的时代责任。所以， 青年觉醒，追逐梦想。

2、全国甲卷可为与有为中的青年觉醒

在这里我们先重温一下2021年的全国甲卷的作文考题：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在党团结

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和灵魂。我们过的节日如“五四”“七一”“八一”“十一”，我们唱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读的作品如《为人民服务》《沁园春·雪》《荷花淀》《红岩》，我们景仰的革命烈士如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杨靖宇，我们学习的榜样如雷锋、焦裕禄、钱学森、黄大年，等等，都给予我们精神的滋养和激励。我们心中有阳光，我们脚下有力量。我们的未来将融汇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请结合材料，以“可为与有为”为主题，写一篇文章。

青年的可为与有为，不正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信仰， 爱国，爱党，爱人民。在新时代青年的觉醒， 不正是要知道可为与有为？所以，可为与有为是新时代青年人定要觉醒的时代使命。

孟子曾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小人亦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然君子之所为者，乃天降之大任也，小人之所为者，唯己利是图耳。君子受命于天，成大事于己，任重而道远，小人遇患而避之，无所得而不作，碌碌之无为矣。故君子者，担当也，临危而受命，揽责于己身，弗却而诿之，必有大成。”那作为当代青年，什么是可为？什么是有为？

可为与有为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国有召，召必回，回必战，战必胜”，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所以，青年人懂得有为与可为，才可真正地懂得觉醒。在这场人才选拔中，不只有优秀的学习成绩， 更要有作为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3、青年觉醒，符合“五位一体”的治国之道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在新中国的征程中，就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上做出贡献。就像人们常说的“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所以，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首先要觉醒将生命献于中华的历史使命。那么， 高考作文

就应符合“五位一体”的时代道路。

当代青年虽生于和平年代，但治国兴邦是每一代青年人需要肩负的使命。 新时代的中国百废俱兴，蒸蒸日上，吾辈青年踏上新的征程，肩负起时代重任，从心出发，共同奔向富强中华。

总结

高考作文是要 引领青年，追逐时代，找到自己的责任与价值。新时代青年，要在学习生涯中，找到自己的使命与价值。追寻素质教育，就是要“德、智、体、美、劳”样样兼顾，不能只会学习，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觉醒年代》押中高考题是时代所

需，在新时代发展中， 青年人是第一主力军，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在即将步入大学的新时代青年，首先要明了的便是属于当代青年的时代责任。2021年高考作文引领考生主动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让青年人把“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深刻心间。

钱学森回国后，国家到底有多重视他毛主席曾破例给了他一项待遇

钱学森全家在回国邮轮上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在美国洛杉矶港口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为了这一天，钱学森整整抗争了5年时间，而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如今终于要回到祖国了，钱学森激动万分。

当天，洛杉矶港口来了很多美国记者。其中一名记者问：“钱学森，你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将来还会回到美国吗？”原本面露笑容的钱学森，突然严肃回答：

“我想我不会再回来，我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那么，钱学森回国后，国家到底多重视他呢？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从深圳入境，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为了让钱学森熟悉国内科研情况，中国科学院安排朱兆祥陪同他参观了高校、科研机构和工厂，并一路护送到北京。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抵达北京，受到科学院方面的热烈欢迎。

11月1日晚，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庆祝钱学森一家回国。当晚，在京的所有著名科学家全部到场，包括钱伟长、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饶树人、江泽涵、曾昭抡、华罗庚、茅以升等人。

钱学森抵达北京

那一晚，钱学森喝了不少酒。竺可桢在当晚日记中写道：“钱已七八年不见，比前苍老甚多，虽只43岁，恐因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所致。据说五年中不露一笑容云。”如今人们提到钱学森，总会对他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中国国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钱学森有太多耀眼的头衔，他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王”和“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提前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然而，对于这些头衔，钱学森却不以为然，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之父”，他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1992年10月19日，钱学森在给他人的信中写道：

“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钱学森

钱学森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当年毛主席邀请他参加国宴时，他到了现场却发现没有自己的座位，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成果，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无数科学家努力工作取得的。

但是，钱学森刚回国时并没有立即从事导弹的研制工作。根据当时的资料，中国科学院领导准备让钱学森主持和领导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筹建力学所之前，副院长吴有训安排钱学森去东北考察。

正是这次东北之行，改变了钱学森的事业轨迹，也让中国导弹研制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1955年11月24日，钱学森在去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路上时，突然表示希望能去哈尔滨军事工程院看望两位好朋友。

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院是国防性质的高校，因保密规定，只有省委以上的人员才被允许进入。朱兆祥立即将此事向黑龙江省委汇报，省委也无法做主，便向北京请示，中央很快批准了。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在北京的哈尔滨军事工程院院长陈赓大将获悉后，也准备邀请钱学森来学校参观。

陈赓大将

陈赓则第一时间把自己想法告知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为当年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深知先进武器装备的重要性，他对世界各国的导弹研制非常感兴趣，欣然批准。第二天一大早，陈赓便乘坐专机回到哈尔滨，亲自安排迎接钱学森。

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来？”钱学森当即回答：“这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造得出来！”多年之后，钱学森这样回忆这次哈尔滨军事工程院之行，他说：

“（陈赓大将）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当时钱学森并不知道，他的肯定回答，极大地鼓舞了中央开始研制导弹的决心。钱学森回京后，立即收到陈赓大将的邀请，让他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高级军事干部连上3天课，授课内容是导弹技术。

讲到激动之处，钱学森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后，大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如今大家对“火箭军”一定不陌生，这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钱学森

钱学森的课程内容激起了大家的兴趣，顿时在解放军高层形成了一股“导弹热”，即便在吃饭时大家都会小声议论，这一现象引起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关注。不久，周总理邀请钱学森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专门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导弹概况”的讲座。

就在钱学森授课前不久，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新民跟另外两位教员金家骏、周曼殊，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这份文件意义重大，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彭德怀等人批阅后，专门指示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和钱学森认真研究一下，详细讨论我国研制导弹需要解决的问题。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第57次中央军委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决定立即向中央提出研制导弹。

几乎同时，毛主席主持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钱学森等科学家破例受到邀请参加。会议召开前，毛主席决定见一见钱学森。那天，钱学森早早来到菊香书屋，发现周总理早已在门口等他。

毛主席接见钱学森

在周总理的引导下，钱学森进入菊香书屋。周总理说：“主席，我将你盼望见面的贵宾请来了！”钱学森立即上前跟毛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微笑着说：“钱学森同志，我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钱学森说：“主席，我早就想来拜会您了。主要是怕您太忙，就不敢来打扰您。”毛主席哈哈大笑，“你说反啰。我考虑到你刚回国，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不敢过早相约。”两人会谈在轻松氛围中进行，毛主席对钱学森伸出一只手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要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力量大多了。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写得很好，将用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钱学森顿时感动不已，连连表示感谢。钱学森可能没想到，很快他获得一个巨大的惊喜，毛主席亲自邀请他参加国宴。首次见面不久后，钱学森收到一封由毛主席亲自签署的邀请函，邀请他于1956年2月1日上午参加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分组讨论会，并出席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国宴。

钱学森很激动，当天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早早来到会场。在讨论会上，钱学森作了发言，他结合自己在美国多年工作经验，从自己科学工作者的角度，就我国培养科学研究人员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客观分析。

钱学森

这次会议召开前，毛主席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钱学森据此提了自己的看法，他发言说：

“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浪潮中，知识分子身上一些老习惯自然而然地会被冲洗掉。加上我们只要能学习，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那时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必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钱学森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这天晚上，毛主席以新中国主席、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国宴，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傍晚，钱学森拿着邀请函来到现场，上面写着自己的座位在第三十七号桌。钱学森顺利找到第三十七号桌，围着桌子转了一圈，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牌。就在纳闷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到钱学森身边。

毛主席和钱学森

只见这名工作人员对他说：“钱学森同志，您的座位不在这一桌，请跟我来。”钱学森被工作人员引导到毛主席所在的一号桌，指着一个座位说：“您坐在主席旁边。”钱学森定睛一看，自己座位左侧座位前桌子上的名字牌写着“毛泽东”。

钱学森以为自己看错了，那可是贵宾座位，就在他准备询问工作人员是不是搞错了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毛主席走到一号桌旁边，热情地对钱学森打招呼，并说：“学森同志，请坐我旁边。”

当钱学森在毛主席右手边座位上坐下后，立即成为了现场的焦点，这也反映出毛主席对科学家的重视。在记者拍下的照片中，我们看到钱学森和毛主席都是面露笑容。这张照片曾广为流传，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时刻。

后来，钱学森才从毛主席身边秘书那里了解到，本来他确实是被安排在第三十七桌。毛主席在审阅一号桌人员名单时，特意把钱学森的名字加上，这是一个破例。从此，钱学森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全力为导弹研制贡献力量。

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在试验场

1956年8月6日，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被任命担任院长。10月8月，聂荣臻元帅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这一天也很有意义，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

据资料，毛主席先后6次亲切接见钱学森，这给他了很大鼓励。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主席非常高兴，向来反对过生日的他准备用自己的稿费庆祝一次，邀请人员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

当年12月26日生日宴会开始后，毛主席对钱学森等人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

毛主席又指着钱学森向在座的人介绍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东风一号”导弹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10秒，中国第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从甘肃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升空。导弹经过9分14秒飞行后，核弹头成功在距离894公里外的新疆罗布泊上空靶心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表明中国从此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这一试验成功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彻底打破了美苏两大国对中国的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试验过程中，聂荣臻、钱学森等人在现场全程见证。钱学森等人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他却把这一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以及毛主席的领导。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钱学森非常悲伤，他连续三天都参加给毛主席守灵。当年9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了《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一文。文章，钱学森深切怀念跟毛主席见面的场景。

2009年10月31日8时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钱学森葬礼上，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给他抬棺，数十万人前来送行。钱学森是真正的人民科学家，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三军仪仗队给钱学森抬棺

谨以此文致敬钱学森！钱学森的一生不为名气、不为利益、不讲条件、不讲待遇，他为国家强大、为民族复兴奋斗一生，他的卓越功勋必将永载史册！

钱学森甘愿放弃豪宅高薪，受尽屈辱，回国后对主席只说了8个字

上个月11日，刚好是钱学森诞辰108年的日子，对于钱学森，很多人都不陌生，他是我们的“导弹之父”，是科学界的泰斗。

众所周知，钱学森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回国后，在“两弹一星”领域为新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科技至少要倒退20年。

可看完钱学森的传记后，才发现，钱学森身上最打动人心的，不止是回国后的科研成就，反而是争取回国那几年的苦熬和斗争，更让人热泪盈眶。

从1949年到1955年，这6年里，在钱学森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1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6天，正好是中秋佳节。当国内举国欢庆的时候，大洋彼岸十几个留学生正凑在一起，讨论着几天前那场盛大的开国大典。

这十几个留学生中，就有年轻时代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和同学们聊着国内和国外的局势，越来越激动。

钱学森突然站起来对其他人说道：“既然国家解放了，不如我们回去吧？”

但是他的提议，却受到了其他留学生的质疑。

其中一个学生反问：

“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研，很困难啊？！”

其实这个担忧，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也同样有所顾忌。

要知道，1949年，他们刚刚在美国申请了永久居住权，而钱学森当时在美国前途一片大好。还不到40岁的他，却拥有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能力，他是为科学而生的天才。

在这之前，他早已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可以参与最高机密，是哪一个国家都不敢小觑的核心人物。这样的身份和地位，让钱学森拥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撑他们在加州买豪宅，享受生活。

更何况，永久居住权已经下来，他们要留在美国度过余生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回国这个念头一旦萌发出来，就再也压不回去了。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钱学森说：我想回去看看父亲，这么多年的战乱，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

对家乡和父亲的思念，很快战胜了这边的优渥生活条件。

思来想去，钱学森按捺不住，就和自己当时工作的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打了招呼，他开门见山地对院长说：新中国成立了，我想回去。

然而，钱学森这样重量级的人物，他的任何行踪，传得会比八卦消息还要快。虽然杜布里奇同意了，可还没等他出发，当时海军次长金贝尔就听说了这件事。

金贝尔一下就急了，他马上给出了阻止命令：“不行！绝对不行！”

金贝尔正是在致电美国司法部时，说出了那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怎么也没想到，本来一个简单的回国探亲的念头，竟然引发了如此大的动静。于是，钱学森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他的意念从回国探亲，逐渐变为彻底回国。

他在美国受到的每一次质疑和耻辱，都为他回到祖国怀抱多加一分坚定。

2

没有多久，钱学森就遭遇了人生中最耻辱的对待。

这一天，他正在家中休息，突然间家里闯进来很多人，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带走了。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非法拘留，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拘留所里。

在拘留所，钱学森熬过了漫长的15天，暴瘦30斤。

而狱外，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可急坏了，她想了很多办法，求了很多人，也花了不少钱财打点。终于换来了钱学森的保释出狱，随之而来的诉讼也被撤销了。

本以为一切又回归了平静，可他们没想到，随之而来的跟踪、监听、隐形软禁，足足持续了5年之久……

这5年里，他们为了避开监视的眼睛，不停地搬家，蒋英更是准备好3个手提箱，里面放着随身物品，他们把手提箱就放在门口，做这些，都是为了收到准许回国的通知后，可以马上就走。

那段时间，钱学森度日如年，他有时候会写日记，也会给家里写信，在一封信中，他说：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当时，钱学森的父亲得知儿子在美国出事了，思来想去，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是这样写的：

“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这封信的内容在今日来看，依然振聋发聩。钱学森之所以有如此的爱国热情，和父亲的教导也密不可分。

当时的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没有原子弹、没有航天技术， 小米加步枪可以打下一个江山，但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守护住这个江山。

钱学森的父亲正是通过家书来提醒他：没有国，就没有家。

钱学森归国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是再强烈，可他寸步难行，这让他急的不得了，在被监视的5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1955年的这一天来了。

3

1955年的一天，钱学森正在家中看报，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他的注意。

原来，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致意的照片，而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竟有一个熟人。

这个人叫陈叔通，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是钱学森爷爷的老师，论起辈分来，他得叫太老师。这个人的出现，让他大喜过望，他想到了让父亲请求陈叔通帮忙把他救回去。

可怎么告诉父亲呢？钱学森知道，自己的信件一定会被监视，一旦有问题，这封信肯定就寄不出去了。

于是他和妻子蒋英想了个办法。这封信他们没有寄给国内的父亲，而是寄给了远在英国的蒋英的妹妹，大信里面套了小信，以防万一。

接着，两个人假装去逛街，信藏在蒋英的身上，到了商场门外，钱学森假装在外面等，要蒋英自己去逛。于是两个人就分开了，监视的人对钱学森寸步不离，就忽略了蒋英，蒋英在商场里趁机把信丢进了邮筒。

信寄出去以后，钱学森夫妻俩忐忑的等待回信。

这个信寄出去的时机，可谓是刚刚好。

就在前一年，1954年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代表通过英国与会人员向中国代表摇动橄榄枝，请求就被扣押人员的遣返问题进行非正式会谈。

会谈虽没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同意下次不再通过英方当“电灯泡”，并决定1955年8月1日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

这封信，就在会谈之前，如期到达了蒋英妹妹的手中，她拆开信，看到里面真正的内容是写给父亲的，于是又马不停蹄地转寄给国内的钱学森的父亲，而钱学森的父亲收到后，连忙去找了陈叔通。

陈叔通收到信后，激动地拿着信就去找了周恩来。周总理看过信后大喜过望，于是向准备参加会谈的王炳南作了部署。

这封辗转多处才最终到达周恩来手里的信，成为了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证据。

8月2日第二次会谈时，王炳南按照周总理的设计，首先提出我国将遣返11名被扣留的美国人，接着希望美方允许钱学森回国。

美方代表听后，故作惊讶道：“钱学森，我知道，可是他自己表示不愿意回中国。”

王炳南当场出示钱学森的信：“这可是他亲笔所写呀。”

美方代表无言以对，只得马上向国内汇报。3天后，钱学森意外地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

就这样，被软禁了5年，钱学森终于和国内联手，打败了那些企图阻止他回国的人。

4

一个半月后，钱学森与夫人蒋英携子永刚、女永真从洛杉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启程回国，途经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于10月8日抵达香港。

船抵达的那一天，码头人头攒动。属于新中国的新篇章，就此开启。

建国之后，像钱学森一样毅然回国的顶尖人物，不止他一人。

还有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地质学家李四光、力学家郭永怀、物理学家邓稼先……

他们的归来，让中国科技发展至少提前20年，中国终于可以快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发展壮大。

回国以后，钱学森经常和毛主席坐在一起讨论国家以后的发展。

当时，毛泽东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执意要回来？

钱老不假思索的说：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